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要当自以为是的爱国贼”等。

    依赖着自己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的老人们，肆无忌惮的打压年轻人，把持着社会的话语权，一度让反对巴黎和会、反对帝国主义的声音被压制了下去。革命委员会在这期间，把宣传重点放在了介绍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理论上，对于巴黎和会的决定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因此并没有在这场宣传战上完全站在年轻学生这边。

    直到吴川公开指示王葆真退出了巴黎和会，并就英法在和会上给世界划分势力范围的做法提出了批判，这才让革命委员会的宣传机器全面开动了起来，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支持民族自决当成了宣传重点。有了革命委员会的宣传机器加入，保守派的声音顿时被压制了下去。

    被压制下去的年轻人的声音陡然壮大了起来，开始成为了社会的潮流，而这股社会革命论的潮流最先爆发在了北京和天津。当前中国最具有社会主义意识的地方，其实是在关外，特别是在哈尔滨、长春、吉林、沈阳等地。可问题在于这些地方的工人阶级和具有社会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太强大了些，保守派反而没法在这些地方生存下去了，这就意味着革命者在这些地方没有了明面上的对手，或者说没有敢于跳出来对抗社会主义理论的反动分子了。

    而北京、天津、济南、青岛、武汉、上海等地，则既有着社会主义理论的宣传，又有着各种封建保守势力的存在，因此反而形成了一个个思想交锋的战场。

    在这些地区中，又以北京和天津成为了社会主义理论主要的宣传和思想战场，因为这两处地方拥有着特殊的政治地位，这里形成的新闻很快就能传播到全国。又因为这两处地方被革命委员会实际控制着，反动保守势力只能用言辞和理论同社会主义者交锋。

    简单的说，在这两个城市进行社会主义理论辩论的知识分子是能够受到革命委员会全面保护的，反动势力反而要在这两个城市缚手缚脚，生怕踏线招来共和党的报复。

    而在这一打一拉中，保守派对于年轻人的打压使得年轻人从反对巴黎和会转向了反对顽固派，而共和党对于年轻人的支持，则让年轻人从倾向于改良转向了社会革命。到了7月份，北京和天津的学生已经从对巴黎和会的不满转为了对帝国主义的不满，激进的学生们更是成为了阿富汗人民、朝鲜人民及阿拉伯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支持者。

    7月25日，天津学生跑到了北京串联。7月27日，两地的学生就联合起来在东交民巷进行游行了，游行针对的主要目标，是英国公使馆、法国公使馆和日本公使馆。

    正准备去市政厅的戴季陶，在马路上看到的正是浩浩荡荡的学生游行队伍向着东郊民巷开去的场景，街道两边的行人听明白了学生们呼喊的口号，纷纷鼓掌叫好不说，还有人特意去卖了汽水散发给学生。

    看着这一幕，戴季陶心里是不安和焦虑的，他认为这些学生们的行动不仅无益于国家，反而容易造成国际争端，要是各列强对着学生开枪的话，拿就更加糟糕了。不过他心里又安慰了自己一句，“幸好之前共和党强行收回了天津租界，和东交民巷的管理权，迫使北京公使团不得不裁撤了北京驻军，各国现在在京并无多少驻军，也没什么重武器，他们应当不会那么大胆的袭击学生。”

    心里虽然是这么想，戴季陶上了自己的黄包车后，还是吩咐车夫改道去了总统府，预备向总统报告这一突发事件去了。抱着和戴季陶同样想法的国民党员并不少，因此当戴季陶抵达总统府时，怀仁堂内已经是济济一堂了。只是人数虽多，面对当前的学生游行，却没有人能拿出一个解决办法的。

    胡汉民、汪精卫，只能向总统不断传递各国公使的不满，汪精卫向总统报告道：“英法日比四国公使向政府和总统府致电，给予了最为严厉的警告。他们认为驻守东交民巷的警察部队不仅没有阻扰学生对于东交民巷的冲击，还有意在袒护学生的破坏行动。如果我们不能尽快驱散学生的游行，他们将保留一切反击的手段，并视学生对公使馆的进攻为战争行为…”

    孙中山也恼火了，他打断了汪精卫的话说道：“胡扯，手无寸铁的学生拿什么去进攻公使馆？你去告诉朱尔典，要是他们敢向学生开枪的话，那么一切责任都将由他们自行负责。去，立刻去通知朱尔典。”

    汪精卫额头冒着汗，但是看到孙中山的神情，终于还是答应了一声，下去打电话去了。这边汪精卫离去之后，孙中山在客厅内来回走动了数次，终于按捺住怒气向胡汉民问道：“徐世昌和耿谨文那边有没有联络过？他们到底怎么说？”

    胡汉民苦笑了一声说道：“徐世昌说自己病了，他请求总统准许他辞职回家养病。耿谨文那边回话，他正前往现场了解情况，不过共和党的意见是，学生游行的目的是正义的，哪怕采取的行动有错，也不应该采用暴力行动。至于各国公使那边，他认为可以沟通，但是不必过于迁就。”

    孙中山恼火的回道：“不必过于迁就，他说的倒是轻巧，列强什么时候肯同我们讲道理